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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在场主义的设立不是寻找散文的意义(图)

时间:2018-10-09 08:11 点击:

毕飞宇:在场主义的设立不是寻找散文的意义(图)

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得主毕飞宇。

  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

  “我很喜欢在场主义这个奖项。因为它洋溢着知识分子的趣味,尽管当今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不再让人喜爱,但它依然意味着担当与批判、文化的未来、文明的未来,希望这个奖项日后不要被江湖气影响。”6月18日,在场主义散文提名奖获奖作家毕飞宇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这样说道。

  在场主义呼唤文学精神

  “五四时期以来,周作人对散文的功劳不小,解放了散文的生产力。但是90年代以来,散文所散发的能量已经越来越小了。”在场主义散文奖伯乐奖获得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直言不讳地说出当下散文的生态困境。

  在场主义散文奖伯乐奖获得者、著名文艺理论家周伦佑在参加一次诗歌研讨会时,遇见一位坐了5天5夜的火车,再走2天的山路,只为将其彝族古歌唱给会场志同道合的人听的诗人。“很多诗人的作品无法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他们既是作者又是读者,时常自费印刷刊物,他们不为评职称,不为涨工资,只是因为热爱而交流。这样的精神,我想小说家,散文家都做不到。”周伦佑说,散文和诗歌一样,是一种很好的文学生态,是一片文学湿地。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设立与颁发,回归了艺术的本意,照亮了文学的生命。

  在场主义的出现,正是直面了当下散文写作苍白僵化的现实。

  2008年3月8日,周闻道、周伦佑等18位散文写作者,联名在“天涯社区”发表了《散文:在场主义宣言》,表明倡导无遮蔽的散文,敞亮的散文,本真的散文。2010年5月5日,在场主义散文奖,由在场主义创始人、散文家周闻道和企业家李玉祥联手发起,在北京正式设立

  “在场主义呼唤的是一种文学精神。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冲击对文化的冲击较大。在一段时期,一些人对文学的‘价值’不认可。所以我们提倡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写作者尊严。”周闻道表示,散文性和在场精神,是在场主义提出的文学观念。

  “批判性”进入在场主义视野

  今年,在场主义散文奖首次授予一位1976年出身的年轻作家,许知远的《时代的稻草人》获得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

  “《时代稻草人》的入围,是因为这个时代太缺乏批判性了,及时性对散文太重要了。”丁帆认为,许知远关注的对象跟一般人关注的不一样,他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群,对知识分子的反思。从“五四”到现在,重新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是在参选的散文中首次出现。“授予许知远奖项也是对年轻人的一种期许。”

  的确,从此次入围的作品来看,无论是记录“文革”时代童年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还是反映底层人物穿梭在南方工业城市冷峻生存状态的 《匿名者 》,无论是在居无定所的尴尬中偶露狡黠与优雅姿态的《租客》,还是在碎语中抵达荒诞的《这个叫“霾”的春天》,它们都和传统印象中的散文不一样,并不一味地强调所谓的抒情,不一味地向“审美”靠拢。

  “这一次的评奖,很少有小抒情的散文能在第一轮时不被淘汰。”孙绍振说,我们希望它无论是在选材还是在语言上,都是厚重的。

  研讨会上,也有一些作家对在场主义散文的评价标准发出不同的声音:既然评奖的是散文,为何不注重其审美与文学性?

  “但是,如果当下的我们连史料都不了解,就对文学性进行琢磨,那是很可悲的。所以,在场主义散文的思想性比精致的意义要大。”丁帆认为,在场主义的立场是独立的价值判断,是引导整个文学走向,“我们不希望搞一个框架把散文框住。”

  在周闻道看来,在场主义散文更主张散文作家要注意散文的纯粹性;要强调介入现实,观照当下,勇于担当,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当下疾苦中,注重揭示存在的真相和终极价值,并以之作为作家必须坚守的存在底线;追求散文性与在场精神的完美融合,并把这种融合,视为散文作家追求的艺术高线。 

  在场主义的姿态有血肉温度

  写小说的作家毕飞宇凭着《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这个奖项,连他自己都感到有点意外。

  “这是我第一次把我的作品和散文联系了起来。我认为,在场主义的设立,并不是寻找散文的意义,而是将你的作品往无穷的空间里面推,这种姿态十分必要。”毕飞宇说。

  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毕飞宇用灵动活泼的语言,挥洒出苏北大地变幻的色彩,生动的画面似乎能够触手可及,那些似曾相识的生活场景,更是恍若昨日。其中,也不乏对社会诸多诟病的犀利笔锋。

  “书里有一篇文章2000字,我差不多写了两个星期,前后写了七八稿。每次我都要问自己,去花大力气写被人重复无数的情感,意义何在?”毕飞宇说,在衡量是注重理性还是抒情性的问题上,几乎是自己的左手与右手掰手腕的过程。他认为,《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开创了他写作的新时期。

  以《抱着父亲回故乡》获得在场主义新锐奖的作家刘醒龙,认为“文学必须在场”。“我从武汉坐火车到海口,这种旅途就是一种在场。有时,在场有一种虚假,比如,在看球时的狂躁,但一个人在车厢中的孤独,冷静,能让我写出满意的词句来,这是我认为的在场。”

  塞壬的《匿名者》中,以“在场的”方式描述了作者在离开家乡来到异乡开启的“身份流浪”。“在南方的工业城市中,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当你以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打量自己,就会发现,你过着别人的生活。”塞壬说,她所理解的“在场”,是指精神和肉身的同时在场。精神在场很好理解,而肉身在场是指自己亲历、参与到社会事件中。在场同时也是在时代之场,所写的内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三十年前,也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三十年后,它相对历史来说是即刻的,它甚至只能发生在历史中,某一个区域性独特的地方,而作家,此时在这个场。精神,肉体,时间,空间在这个时代之场。

  “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在场’,总是一种担当,是一种责任感。” 此次获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的作家中,纳兰妙殊是最年轻的一位,她以自己的租房经历写了《租客》。她说,她对自己的希望是:“如果要写散文,就写真切的,‘在场的’,带着血肉温度的,双脚踩在地面上的。”

  或许,在场主义关于散文学术理论的探讨并不重要,在场主义设立的初衷也许仅仅是希望更多人来关注文学,是一种文化情怀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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