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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死——访当代海外著名散文作家王鼎钧

时间:2018-11-09 19:04 点击:

  采访札记: 2009年五六月间,张冠梓两次前往纽约法拉盛采访王鼎钧先生。王先生近90岁依然挺拔,清瘦而硬朗,睿智而健谈,高高的身架和从容的动作给人一种闲云野鹤、舒适优雅之感。张冠梓回国后,直到2013年初,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对王鼎钧先生进行联络采访,进一步丰富、更新和完善了访谈内容。

文学不死——访当代海外著名散文作家王鼎钧

  受访者:王鼎钧,男,1925年4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兰陵人。笔名方以直,当代著名华文散文作家。他1949年去台湾,1978年赴美,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任双语教程中心研究员,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王鼎钧一生淡泊名利,力求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成就卓著。他丰沛的内在能量,不渝的创作忠诚,对散文艺术的努力开拓,终使之成为一代散文大家,被称为台湾十大著名散文家中成就最大者,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

  采访者:张冠梓,男,1966年8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层山人,法学博士,研究员。

  1 文学“蝴蝶效应”永不消逝

  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王先生您好,很荣幸获允采访您。上次拜访您时,您送给我的《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等几本书很好。刚读就觉得有放不下手的感觉,虽然我离书中所写的时代隔了好几十年,但是写的事,包括那些俚语、饮食习惯、风土人情,都是相似的。读完后,我打电话给我母亲,并将您的文章念给她听。我家也是苍山的,母亲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您相比略晚一些,但基本差不多。她听我读了以后,说您书中的文化味和乡土民俗味特别亲切。笔下描述的,就是他们小时候的那种生活。我想知道您下功夫写这个的初衷是什么。

  王鼎钧:多谢您的访问。敬问令堂大人安好。我写这些回忆录的目的,就是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对生活、对后代应该有个说法,有个交代。把我的经历、遭遇和思考留给后人,我想总会有人看的,说不定会有点益处。

  现在文学并不能直接影响或者改变社会,而且据研究表明,过去那些关于文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的不少说法都是夸大的。例如,林肯解放黑奴是受到一本书的影响。实际上,林肯也只是在演讲里面提到某一本书,他解放黑奴是因为他理解黑人的痛苦。

  因此,有些写文章的朋友灰心了,甚至宣布文学死亡。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果”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社会的不朽论》,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张冠梓:您是海内外读者都熟悉和喜爱的作家,许多读者都想多了解您为何立志从事文学创作。您在回忆录中略有交待,可否在这方面加以补充?

  王鼎钧:我读过几本名人传记,作传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述说传主的一生。我现在模仿他们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因此有很强的发表欲。但是人的发言权和他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我哪有机会?后来我发现有一种人,他的社会地位也许很低,但发言的机会却很多,这种人就是作家。我读《从文自传》,沈从文的职位很低,但是他的作品登在各大报刊上,对我影响很大。

  也许这样想下去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文艺小青年都是先写诗,而我先写杂文;杂文本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文体,而我是“童工”。抛开天分不论,单就满足发表欲来说,诗暧昧,小说迂回,还是杂文直接了当。我在1946年就把杂文投给东北、华北的几家报刊,赚微薄的稿酬,补贴老父的生活费。1954年我就在台北的一家日报上写杂文专栏,引起社会关注。

  当然,这不是全部答案。我在回忆录中说,依我的性格,适合做法官;依父母的期望,我应该做医生;要想如愿,必须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在应该读书的年龄做了些什么?只有作家不讲学历,不限资历,只看你的三篇文章两首诗,我只有这一条窄路,这一条险路。我庆幸文学救赎了我,使我免于沉沦。我也庆幸后来能更进一步,超出杂文的局限,窥见艺术的殿堂。

  张冠梓:依照您的说法,您的文学生活是在台北正式开始的。在回忆录《文学江湖》中,您具体而微地刻画了一个作家成长的历程,这在近代作家的传记中似不多见。您由一个初中毕业的流亡青年,逃到陌生的台湾,能够立定脚跟,在广播公司主持节目制作,在民营报纸担任主笔并主编副刊,先后在4家大专院校兼职授课,长期担任3家文艺奖金的评审,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现在可否总结一下,您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王鼎钧:说到“成功”两个字,我就汗颜了。一言以蔽之,遇见好人。我说过,“每一座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如何遇见他”。(下面一句是:“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如何躲开他。”)

  举例来说,我当年从上海到基隆,在基隆港码头,我要了几张公文纸写文章。当时想的就是稿费,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写完文章,我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装在里头。那时候,我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发表的地方。我想,台北一定有个《中央日报》,它一定有个副刊。我就请邮差按欠资投递。结果几天后就有了回音。我的回忆录第四本第一篇文章,本来的题目是《在基隆码头喊万岁》,第一个就是喊这个副刊编辑万岁,后来改了题目。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这样算来,10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

  在回忆录第三本《关山夺路》里头,在第四本《文学江湖》里头,我有好几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我感谢天无绝人之路,感谢人之初、性本善。

文学不死——访当代海外著名散文作家王鼎钧


  2 文学“大同” 人生精彩藏于“小异”

  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

  张冠梓:您已出版了42本书,四本回忆录正受到国内读者的热情关注。另外您还有很多书,国内还很陌生,如果要您自己挑出几本来推荐给国内的读者,您挑哪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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